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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门遁甲应用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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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太极、河图、洛书文化的历史记载  

2016-04-29 21:33:14|  分类: 三元密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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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关于太极的记载

    《淮南子.览冥训》曰:“夫阳燧(燧:sui,上古取火的器具)取火于日,方诸取露于月,天地之间,巧历不能举其数,手徽忽怳,不能览其光,然以掌握之中,引类于太极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阴阳同气相动也。此傅说之所以骑辰尾也。故至阴飂々,至阳赫赫,两者交接成和,而万物生焉。众雄而无雌,又何化之所能造乎?所谓不言之辩,不道之道也。故召远者使无为焉,亲近者使无事焉,惟夜行者为能有之。故却走马以粪,而车轨不接于远方之外,是谓坐驰陆沈,昼冥宵明,以冬铄胶,以夏造冰。”

    第二节、关于河洛的记载

  《淮南子.俶真训.》曰:“古者至德之世,贾便其肆,农乐其业,大夫安其职,而处士修其道。当此之时,风雨不毁折,草木不夭,九鼎重味,珠玉润泽,洛出丹书,河出绿图。故许由、方回、善卷披衣得达其道。何则?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乐其间。四子之才,非能尽善,盖今之世也,然莫能与之同光者,遇唐、虞之时。逮至夏桀、殷纣,燔生人,辜谏者,为炮烙,铸金柱,剖贤人之心,析才士之胫,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当此之时,峣山崩,三川涸,飞鸟铩翼,走兽挤脚。当此之时,岂独无圣人哉?然而不能通其道者,不遇其世。夫鸟飞千仞之上,兽走丛薄之中,祸犹及之,又况编户齐民乎?由此观之,体道者不专在于我,亦有系于世矣。”

    《周易-系辞传》:“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易·系辞上》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个圣人就是人类文化始祖伏羲。传说伏羲氏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伏羲根据这种“图”、“书”画成八卦,后来周文王又依据伏羲八卦研究成文王八卦和六十四卦,并分别写了卦辞。

    《论语-子罕》:“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管子-小匡》:“昔人之言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今三祥未有见者。”

    《墨子-非攻》:“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泰颠来宾,河出绿图,地出乘黄。”

    《礼记-礼运》:“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凰麒麟皆在郊棷,龟龙在宫沼,其余鸟兽之卵胎,皆可俯而窥也。”

     《墨子-迎敌祠》主要讲述敌来祭神之法,言及四方与数字的关系,与河图全同,即东为八,南为七,西为九,北为六。这些数字决定了祭坛的高度、人数、驽数等等,我们以东方为例,上面说,敌人从东方来,就在东方的祭坛上迎祭神灵,坛高八尺,宽深也各八尺,由八个年龄八十岁的人主持祭青旗的仪式,安排八尺高的八位东方神,八个弓箭手,每个弓箭手射出八支箭;将领的服装必是青色,用鸡作祭品。(原文:敌以东方来,迎之东坛,坛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长八尺者八,弩八,八发而止;将服必青,其牲以鸡。)

  《吕氏春秋》十二纪和《礼记-月令》中的四方与数字配伍与《墨子?迎敌祠》完全相同,只是多了中央为五。并将努力将四季与五行、方位、数字配合起来,这显然是受了《管子》河图洛书图说诸篇的影响。

  西汉扬雄在仿《周易》而作的《太玄》中,极为细致地用文字描述了河图数字序列,似乎他亲眼见过河图,否则其描述何以与河图图示几乎同出一辙?只是中间的五十两个数字有点不同。《太玄-玄图》上说:“一与六共宗,二与七为朋,三与八成友,四与九同道,五与五相守”。《太玄-玄数》还将数字与五行方位配合了起来,上面说“三八为木,为东方,为春,日甲乙”,“四九为金,为西方,为秋,日庚辛”,“二七为火,为南方,为夏,日丙丁”,“一六为水,为北方,为冬,日壬癸”,“五五为土,为中央,为四维,日戊己”。

    洛书的数字序列《大戴礼记?明堂》中就有记载,其堂室是按洛书数排列的,它们是“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

图一:清代经学家胡渭在《易图明辨》中绘出的明堂九室图

  这种顺序明确显示出作为发布时令的场所,明堂与历法以及与历法同步的政令有密切的关系。《管子》中的河图说《管子?幼官第八》,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幼官乃玄官之误”,(《郭沫若全全集第五卷?管子集校一》,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0页。)“玄宫时政犹明堂之月令也。”《郭沫若全全集第五卷?管子集校一》,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9页。)所以古明堂以洛书数序排列不是偶然的。

  1977年,安徽阜阳县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夏侯灶墓出土了“太一九宫占盘”(如图二),年代为汉文帝七年(公元前173年),该漆木占盘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

       图二:西汉汝阴侯夏侯灶墓出土的“太一九宫占盘”

  “太一九宫占盘”九宫的名称和各宫节气的日数与《灵枢?九宫八风》完全一致。李学勤先生写道:“式盘下盘(地盘——笔者注)边缘上的八处文字是可以连起来读的,每处文字前头的节气都有重文号……这和《九宫八风》篇的第一段相对应,只是省去了‘太一’等语及每句动词‘居’字。”(李学勤:《古文献丛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11月,第238~239页。)

  《黄帝内经-灵枢-九宫八风》记载了太一(即太乙,北辰之神)一年中游九宫的学说,与八节相配,上面说:“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蛰之宫四十六日,明日居天留四十六日,明日居仓门四十六日,明日居仓门四十六日,明日居阴洛四十五日,明日居天宫四十六日,明日居玄委四十六日,明日居仓果四十六日,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复居叶蛰之宫。曰冬至矣。”,其图示如图三:

图三:《黄帝内经-灵枢-九宫八风》图示

  “太一九宫占盘”小圆盘(天盘)过圆心划四条分线,在每条等分线两端刻“一君”对“九庶民”,“二”对“八”,“三相”对“七将”,“四”对“六”,与洛书九宫布局完全符合。此图的出土表明,至晚在汉代,洛书数字序列与历法的关系还为人们所熟知,并将其应用到了医学、数术等领域。

  事实上,北枕头河图洛书图示出现以前,保存二者数字序列的所有古文献几乎都在某种程度上指向二者的真义:天文历法;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事,北宋陈抟传出河图洛书的图后,这个问题反而更加复杂起来,甚至已经分不清到底哪个是河图,哪个是洛书——因为宋经后人们早已经习惯于一年366天,一年分十二个月的阴阳合历了。

    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⑧

  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泰颠来宾。河出绿图,地出乘黄。(《墨子·非攻下》)

  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管子·小匡》)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周易·系辞上》)

  老子曰:至德之世……河出图,洛出书。(《文子·道德》)

  姬氏之兴,河出绿图。……殷灭,周人受之,河出圆图也。(《随巢子》)⑨

  人亦有征,事与国皆有征。圣人上知千岁,下知千岁,非意之也,盖有自云也,绿图幡薄,从此生矣。(《吕氏春秋·观表》)

  河出马图,凤皇、麒麟皆在郊棷……先王能修礼以达义,体信以达顺,故此顺之实也。(《礼记·礼运》)

  圣人有国……洛出服(符),河出图。(《大戴礼记·诰志》)

  河出图,洛出书,因是之道,寄天地之间,岂非古之所谓得道者哉!(《新语·慎微》)

  古者至德之世,……洛出丹书,河出绿图。(《淮南子·俶真》)

  大哉关雎之道也……河洛出书图,麟凤翔乎郊。(《韩诗外传》卷五)

  臣闻五帝神圣,……河出图,洛出书,神龙至,凤鸟翔。(《汉书·晁错传》)

  在先秦及汉初的记载中,能较多见到“河出图,洛出书”这类陈述,并无进一步的解释,但若联系其上下文,可以发现河图、洛书与圣人明王、至德盛世或诸种祥瑞灵异之物相关,因此大致可以断定它是圣王或至德盛世降临前后的一种征兆瑞应。此后大约在西汉中后期,河图洛书传说引起汉儒的关注,并给出自己的解释。宋蔡元定指出:“古今传记,自孔安国、刘向父子、班固皆以为河图授羲,洛书赐禹。”⑩他指出河图、洛书与伏羲、大禹的关系,乃由汉孔安国等人最初明确指示。按:

  河图,八卦是也。(《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曰)(11)

  河图,八卦。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尚书·顾命》孔传)

  天与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尚书·洪范》孔传)

  《汉书·五行志上》:“刘歆以为虙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即认为《河图》乃伏羲八卦,《洛书》为禹治水所赐洪范九畴,《五行志》并指《尚书·洪范》所述九畴六十五字为洛书本文。汉儒所言不知何据,但这却是汉儒关于河图洛书的明确看法。汉儒又根据自己的这种理解,构筑起以其所谓河图洛书为核心的今文经学思想体系,《汉书·五行志上》:“以为《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灿然著矣。”今文学以阴阳五行思想为主导,比傅演说《春秋》灾异及《洪范》征应而成所谓天人之学。虽然今文阴阳五行之学的开创者为董仲舒,但刘向、歆父子则继起为中坚,二人俱治《春秋》及《洪范》五行。《汉书·五行志》集汉代今文学五行说大成,其中载刘向、歆父子推演灾异一百八十二事,言论二百二十六则,为《五行志》所载董仲舒、夏侯胜、京房诸人所不及,可见刘歆本为今文学者(12)。虽然刘歆本为今文经学家,但后来因表彰研治古文诸经而在学术上有所转变,乃至在学术史上主要被视为古文经学家。按《汉书·五行志》所言,汉儒关于河图洛书内涵的阐释,主要由刘歆作出,因而刘歆对汉代今文阴阳五行体系的构筑,其功实为董仲舒之后第一人。他利用先秦以来“河出图,洛出书”的传说,并通过自己的诠释,使蕴蓄于河图洛书内的天人感应式受命理论被发扬出来,由是汉儒融合《周易》阴阳、《洪范》五行及《春秋》灾异为一炉,构筑起今文阴阳五行化的所谓天人之学。同样受其启发,谶纬河洛之学转而大盛。河图洛书本是圣人受命的天降瑞应,它同时必然包含天下太平、世道清明的内涵,这原本是长期以来衰世之中人们的期盼。经刘歆之徒的推阐,不仅使河图洛书具有了明确的意义内涵,更重要的是它为谶纬之中的圣王受命提供了模式化的基本依据。此外孔子也顺理成章地跻身河洛圣王受命的行列,这是今文经学与谶纬结合的最大成果。可以说,河洛受命说既是春秋战国以来广为传播的一则神话,又是期盼受命圣王与太平盛世降临的一则原始预言。同时,它也为丰富汉代的经学思想内容,提供了可资取用的材料。

  关于谶纬文献的形成演变,陈槃早就指出,《河图》、《洛书》之出在先,由《河图》、《洛书》更滋生《易》、《书》、《诗》、《礼》、《春秋》等纬书。后有学者沿此思路进一步明确指出,谶纬文献按出现的时间划分,可分为《河图》、《洛书》和“七经纬”。《河》、《洛》为出现于秦汉之间的早期谶纬文献形式,其中儒家思想的色彩淡薄。“七经纬”则晚于《河》、《洛》,产生于西汉五经被确立为官学之后,是以经学附庸的面貌出现的谶纬文献形式(13)。这种看法在相当程度上正确反映了谶纬文献形成的先后次第,值得参考。还应指出的是,谶纬文献《河图》、《洛书》的形成,直接与刘歆对河图、洛书意义内涵的明确阐发相关,是刘歆的启发极大地推动了谶纬文献《河图》、《洛书》的形成。如果再追溯其源,至少从春秋战国以来广为流传的河洛受命神话,充分反映了衰世之中人们对受命圣王与太平盛世的一种期盼,那么,从此角度而言,河洛受命传说乃是为满足人们期盼而被世人制造出来的一个预言,而这正是所谓的“谶”(谶:chèn,将要应验的预言、预兆)。因此,若溯及汉代谶纬的起源原因,理应考察其前较早流传的相关谶语预言形式。

    《文子通玄真经.道德》曰:“至德之世,贾便其市,农乐其野,大夫安其职,处士修其道,人民乐其业,是以风雨不毁折,草木不夭无,河出图,洛出书。及世之衰也,赋敛无度,杀戮无止,刑谏者,杀贤士,是以山崩川涸,蠕动不息,野无百蔬。故世治则愚者不得独乱,世乱则贤者不能独治,圣人和愉宁静,生也,至德道行,命也,故生遭命而后能行,命得时而后能明,必有其世而后有其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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